高辉清，数学博士，循环经济专业博士后，副研究员，国家信息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发展战略处处长。主要从事宏观经济、产业经济与证券市场分析研究，发表经济分析文章500多篇。出版专著一部，合著十几部。
西方宗教中有一种说法：“魔鬼是由最美的天使变成的”。至于天使是如何堕落为魔鬼的，我一直没有找到出处。在现实中，GDP曾经是最美的天使，带来了繁荣和财富。但是，这些年来，我们也确确实实地看到，这位天使在如何逐步地走向堕落。
以去年为例，作为“十一五”时期的开局之年，国民经济呈现出增长速度较快、经济效益较高、物价水平较低的良好发展态势，但是能耗指标不降反升，环境质量进一步恶化，使得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被削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年前中央确定的一项经济发展大方针就是，将过去的“又快又好”转变为“又好又快”。而最近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则再次强调，今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非常重要的一年，要“着力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
就笔者的理解，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含义就是，宏观调控的侧重点不再聚焦在短期的经济运行，而是将更多的视线投向远方，注重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应该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观点。早在“九五”和“十五”规划中，类似的主张就已经提出，但是受各种因素影响，在现实中并没有得到贯彻落实。其中的原因大体有两个：一是经济增长方式到底该往哪个方向转变，并不是很明确；二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底该往哪个地方着手，并不是很清楚。现在，对这两个问题的论述要比过去清晰得多。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方向，人们的共识是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或者更具体地说是发展循环经济。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政策抓手就是建设节约型社会，或者更具体一点说，重点就是节能。
毫无疑问，节能在当今宏观调控中已经被摆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06年8月，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改委等联合公布《2006年上半年全国单位GDP能耗公报》；其后，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召开了全国节能工作会议，并开始逐步建立节能目标责任制和评价考核体系和建立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与审查制度。在政策考核方面，国家发改委三番五次申明单位GDP能耗指标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约束性指标，各地已陆续开始调低GDP指标，却调高了降耗指标。比如，天津、河北已确定2007年降耗4.4%的指标；山东确定2007年的万元GDP能耗下降指标为4.5%。云南、浙江、青海、北京等均于近日将已确立的单位降耗指标进行上调。与此同时，许多地方重新调整“十一五”规划的节能工作重点，并进一步将节能降耗的目标分解到下级地方和行业。在固定资产投资领域，对未进行节能审查或未能通过节能审查的项目一律不得审批核准，而且为了遏制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迅速扩张趋势，国家环保局甚至出台了带有坐连性质的“区域限批”政策，大唐国际、华能、华电、国电这4大“屡教不改”的电力集团和河北省唐山市、山西省吕梁市、贵州省六盘水市、山东省莱芜市这4个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行政区域就被列入第一批“区域限批”的黑名单。在这4个行政区域和4个电力集团，不仅所有建设项目被停批、限批，而且监察部门还可能追究有关人员的行政责任。
节能工作之所以引起高层如此高规格的关注。表面上看，是因为去年的节能降耗目标没有实现。但最根本的实质原因在于，我国经济增长中资源消耗太大，给环境保护和经济安全带来巨大压力。2005年，我国GDP按当年汇率计算为2.26万亿美元，占全世界GDP的5%，但为此消耗的资源量却异常巨大，其中石油3亿吨，原煤21.4亿吨，粗钢3.5亿吨，氧化铝1561万吨，水泥10.5亿吨，分别占世界总消费量的7.8%、39.6%、31.8%、24.4%和47.7%。在这种情况下，节能是我国实现经济转型，以及经济持续发展的的最重要前提。从经济结构看，工业能耗占全社会能耗的70%。能耗增长主要表现在钢铁、煤炭、石油、电力等行业。2005年全社会能源消耗总量22.2亿吨标煤，其中工业企业能耗15.8亿吨，占71%。而在工业中，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低能耗的行业比重低，高能耗行业比重大，特别是高耗能的一般加工工业生产能力偏大，钢铁、建材、化工、石油化工、有色金属五大行业就占工业全部能耗的69%。
根据上述分析，调整产业结构，是降低我国消耗的最有效途径。目前，我国第三产业比重偏低，占GDP的比重不但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也明显落后于同等发达程度的发展中国家。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我国属于下中等收入国家，这一组别国家的服务业比重平均值为55%。2006年我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9.5%，比人均收入水平与我国基本相当的国家低15个百分点左右。而据测算，如果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提高一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中工业增加值比重相应降低一个百分点，那么万元GDP能耗就可降低约1个百分点。而按照目前的工业结构，如果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比重提高一个百分点，而冶金、建材、化工等高耗能行业比重相应下降一个百分点，那么万元GDP能耗也可降低1.3个百分点。
这里面有一个逻辑关系需要厘清。调整产业结构能够最有效地降低能耗，而强力地推进节能降耗政策又能够最有效地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两者实际上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当然，根据国情的不同，各国节能降耗的政策工具也不同。在美国，早在上世纪80年代政府就解除了石油价格的监管，一切让市场去说话，随着石油价格总体上不断上涨，企业节能意识也相应加强。而在日本，石油价格和石油工业直到1995年还牢固地掌握在政府手中，确保油价相对的稳定。为了降低能耗，除了适当调整能源价格之外，更主要的还是借助于法律手段。政府对主要的行业产品节能目标作出了明确规定，多少年内能耗得降低多少，一一提前对外公布。届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者就被强行赶出市场。在这样一种压力下，在1973年以前，能源需求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弹性值平均超过1，即国民生产总值每增长l，能源需求在1以上。而从1973年到1979年间，则急剧地下降为0.33。特别是在第二次“石油冲击”后的3年里，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而能源的消费则是每年减少，并顺利地实现了日本产业结构审议会于l974年9月发表的《产业结构长期设想》，即将过去的“资源能源多消耗型产业”转变为“省资源能源型产业”。
总之，不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国外实践经验，都表明一个事实：节能既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目标，同时也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手段。对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的中国而言，始终把节能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路标，采取市场的、法律的和行政的多种手段，推进节能不断深入，必将引领我们到达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彼岸。
